关中年馑之时，他出任赈灾负责人，多方筹措粮食，亲自为乡民舍饭；于是，当原上瘟疫横行，愚民传言是田小娥作祟需立庙纪念时，他给出的办法是：焚骨镇塔。
这里需要多说一句：瘟疫直到如今都难以速灭，比如新冠。
在当时自然更是药石无效。
但如果人心乱了，不仅与防疫无益，更容易让邪道迷信泛滥，如汉末黄巾。
所以既然医治暂时无效，那么稳住人心则是第一要务。
所以妻弟遇鬼时他没给过今天看来迷信的解决办法，原上大旱时他没鼓励过白嘉轩近乎自虐的迷信求雨办法，但这次他给出了焚骨镇塔这个今天看来戕害女性的迷信做法。
无他，稳定人心耳。
不然，原上必然先是神婆神汉迭出，接着便是类似黄巾、拜上帝教般的勾连串通，那样的话白鹿原将永无宁日。
所以在戕害女性与祸连灾接之间，朱先生两害相权取其轻；于是，当日寇进犯时，他勉励鹿兆海给他带回一摞倭寇的头发；当少年捐国后，他毅然投笔从戎、老迈出关，八君子抗日宣言轰动三秦与沪上；于是，当世事纷扰、世风日下时，他结庐邀友，整理国故县志。
……朱先生的一生似乎完成了原上芸芸众生高山仰止的功业与德行，以至于被誉为“圣人”。
朱先生确实也当得起“关门弟子”黑娃为他敬献的挽联：自信平生无愧事,死后方敢对青天。
但实用主义的村民们拜他为圣人，是把他当成知晓天机的神，只为了得一句“今年成豆”或“牛在南边”的神启。
可他真得从自己内心出发觉得自己成功吗？
朱先生一生当得起一个“无愧”，可他真得“无憾”吗？
《白鹿原》被誉为我们民族的秘史，那我们结合小说与史料一起回顾下吧：杭州讲学，本想以正世风，却终日受邀于靡靡之音、勾栏瓦舍之中；他铲了妻弟乃至白鹿原的罂粟，却阻止不了恶之花开编三秦。
有记载民国最高峰时，陕西全省鸦片种植面积竟高达农田总数的八九成，年产量5万担上下，为北方诸省之冠，“秦土”甚至与“云土””云南产鸦片”并称当时最高品质。
鸦片税也成为了各路军阀盘踞陕西时最主要的税收来源。
他劝阻住了方升反攻西安，解民倒悬...
